一个学社会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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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抽象社会”，李猛，《中国社会学》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总的来说，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则是一种移植，而且是一种单纯的程序技术的移植。正是由于这一点，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尴尬。因为这些程序技术的运作需要借助一系列前提：如彼此之间的制约；再如价值伦理的支撑；再如市民社会的出现。用学术语言来说，说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可能并不冲突，并不一定是彼消此长，而可能是一种同步增进的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在于两者未能同步增进。

作者是从一系列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开始分析的。涂尔干认为应当也可能为市场社会找到一个牢固的道德基础，他毕生倡导的各种中间组织和道德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帕森斯也用其功能分析直面了这一问题，提出模式变量等概念。一些批判理论者则认为现代社会意味着价值理性的衰微。但上述学者都未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然后作者将视角投向了政治领域的历史学考察。马基雅维利主义将政治问题转向治国术。但同时产生的是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形象，要求人的自律，产生了一种新的德行和义务。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简单扩张，而是与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塑造，一种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没有政治文化的治国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自重商主义起，国家开始关注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管理，这产生了政治算术，或经济术。但18世纪的许多哲学家就指出，贸易实际上是公民共和观念的一种新的实现方式和保障。只有国家文明化的前提下，才会有贸易的繁荣；只有借助利益实现的人的文明化的前得下，才会有贸易的繁荣。一个外表礼貌待人，内心追求自我利益的人，是一个在互动中行为可以预期的人，是一个自律的人，这意味着经济行为的可能。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市民社会”的形成。社会成员不再诉诸于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是更多地通过理性的计算衡量来解决问题。

之后作者又转向了一个具体的分析，即对现代市场的分析。现代市场的复杂性使其信任很难再靠人际关系网络来维系。从表面上看，现代市场中有着一系列的程序技术，如商标广告、商品标准等，但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就是现代人的形成，是现代人的自我治理。通过纪律、礼貌、争取权利这些过程，现代个人主义发展出来了，这些构成了程序技术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价值理性”。

作者最后总结，程序技术与价值伦理间存在着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决定关系。程序技术可以相对自主地发展，但另一方面，价值伦理却要制约和影响其进程。正是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我没有读过太多李猛的东西，不过好象他的名声在读社会学的人中间很大，是三十岁左右的人中理论最厉害的人。但我对理论不是太敏感，对所谓的理论总有种怀疑态度。他的文章读来也太晦涩了点，但愿我上面的简写没有太多地歪曲他的原意。但中间肯定有我的理解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