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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和工业化――包买制在清末民初农村工业化中的历史角色”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期

此文关注的是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农村工业化。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一、民国初年，手工织布业(土布业)已经在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是一种“原初工业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男耕女织”型的农业的补充。

在1935年，河北高阳、宝坻、山东潍县三大布区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50%以上，织布的净收入约为农业净收入的3到4倍，超过一半的男性劳动力加入到织布的行列中来，农户一年中用于织布的时间也在9个月以上，这表明织布业已经从农业的补充一跃而成为这些地区农民的主业，称之为“工业化”都不为过。

在江南松江府(上海)的外围地区，如苏南江阴、常州、苏北南通、海门、浙江海宁、平湖，土布通过上海商号大量远销全国，而且开始突破男女分工限制，有一部分男性劳动力也开始加入织布行列，织布工资在大部分织布区都高于农业长工的平均日工资。这是地道的“原初工业化”。

二、在当时大机器生产的洋布大量输入中国的情况下，农村的手工织布业何以能够有如此的发展？在此要分清的是纺纱业与织布业的不同。19世纪口岸通商之后，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纺纱业几乎完全被摧毁，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织布业却不仅未被击垮，而且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原因何在？

不能排除手工织布技术与效率迅速提高的原因，如用铁轮机代替了拉梭机，但即使在技术提高后，其手工织布效率与动力织机效率比在1/4到1/8之间，技术仍然落后。作者认为关键原因在于土布业内部组织和制度形式上的变化，即从小农的自织自销发展成为“包买制”，即农户从商人处领取原料，带回家做成产品后交换给商人，从商人处领取工资的制度。河北高阳布区的“包买制”尤其发达。当时的农村工业化较量实质是“包买制”与工厂制度的较量。

三、从欧洲工业革命史来看，包买制是敌不过工厂制度的。首先，工厂制度可以实现对生产的有效质量控制，而包买制下却常常有盗用与欺诈行为，交易费用太高。其次，规模分散阻碍了技术革新。那么何以而在中国的那一特殊时期特殊阶段，“包买制”竟然在较量中未显败迹呢？

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资本市场的状况。当时工厂机器多需进口，价格高昂，而资本短缺，银行钱庄利率极高，多在7.2%-12%左右，有时高达20%。工厂主背负着沉重的利率包袱，大大削减了其利润。而包买制商人则需出资购买棉纱和手工织机，再散给农户，无债一身轻。此外，工厂主还要负责高额捐税，而包买制商人则几乎没有捐税成本。

在管理成本上工厂主也是大大地不利。在市场波动极大的当时，包买制商人无需太大投入就可迅速扩大生产规模，而当布价下跌时无需承担太大成本就可迅速缩减规模。其生产网络收缩和铺开都非常灵活。而工厂则无此便利，一旦市场波动，其固定资产或不足或闲置。

质量管理是包买制商人的弱项，他们通过自己的种种制度安排尽可能地弥补了这一弱项。一则是选择机户时凭借传统网络，对其人品可以充分了解，二则用一乡之德高者为“领机”，以有一种担保机制；三则建立取布账、取线账等用账本管理；四则一旦发现有人作假，就以沉重惩罚，即“摘机”，对于农户来说其损失难以承受。有此几条，其质量虽不能完全与厂布相比，但差距也不致太大。

由此综合下来，包买商人竟然可以与工厂主打成平手。

四、包买商人在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一个小农传统深厚、小农制度完善、资本极度短缺、商品市场不成熟的特殊时期，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它而不是大工厂使得中小农户有了机会进入工业化的过程。当然，一旦这一特殊时期过去，包买制商人的作用就有限了。

读完此文，我不禁想到，在此五十年后，上述包买商人的影子又在乡镇企业和浙江村的服装商人身上重现了!而我们却对此未有感觉，以为是全新事物。可见人在历史面前的无知。而另一个令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包买商人的人格素质、独特文化是什么，他们对于民族性格的发展是何作用？因为经济与人格、文化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