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社会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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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立平先生的网上原文：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075

　　很多人将中国现阶段两级分化的现状归结为劳动力市场原因。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的，所以只好任人摆布。但问题在于，只要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这种极端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吗？
      在财富分配制度背后的是社会权利的分布。造成当成社会现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或者说达致追求利益能力均衡的机制是缺乏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定有关的合同时，劳方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试想，如果有能真正起作用的工会组织，有工会与公司之间的工资谈判机制，有工会可以施加压力的制度化手段，利益分配上的如此不合理的状况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企业内和行业内的集体协商制度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而且特别突出了工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但这样的制度实施得如何呢？）
      所谓强势或弱势的概念，首先指的“力”而不是“利”，是动员力、影响力、操纵力。现在强势群体可以赞助了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可以办传媒，影响公众舆论；可以领导语话潮流，影响知识分子价值和主张；甚至可以让弱势群体在就业等经济机会上也依附于强势群体。
      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弱势群体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也缺乏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一个城市居民的住房可以在不经过房主同意的情况下，以极不合理的补偿费用，被强行拆除，而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除了很少能解决问题的上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在每一年，全国大约有几百万的农民工的工资被全部或部分的拖欠，而他们除了采取爬吊车威胁自杀的方式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保护自己权益的手段。这正是一个社会最大的危机所在。
  　　在社会权利分布背后的是我们的权利认知体系。我们生活的境地可称之为“非制度化生存”，我们的权利认知体系可称为“非制度化权利认知”。比如说，如果一个企业遭遇到被政府部门处罚之类的事情（不管自己是否有过错），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看政府有关部门中有没有熟人或“关系”；如果没有，就要尽力搜寻朋友、下属以及他们的亲属中有没有上述的熟人或“关系”；找到了这样的熟人或“关系”，如果遇到的不是什么大事情，当然是请吃饭、送礼物，以求通融；如果遇到的是较大的问题，就需要行贿或其他的交易了。一般的情况下，应当是“圆满”的结局，对企业的处罚规避掉了，企业节省了一笔开支，有关的人员得到了好处。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结识新的朋友、缔结新的“关系”，从而为今后的“故技重施”做好准备。甚至一些本来正当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表面上大家是所谓“双赢”了，但从社会角度讲，这种“双赢”的代价是更多人在为此付出代价。
      换而言之，这也就是说，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人们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结果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这是权势文化的产物，是庇护主义的结构，是官本位的遗留物。庇护主义关系有两面，一面的实质内容则是腐败性交换，形成强势集团；一面是小民呼唤包青天而不得，只好铤而走险，形成弱势群体。人们在心态上都感觉缺少确定性，都有对于现状合法性的质疑，同时却又在继续发展这种现状。
      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的。西方社会社会公平状况的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更为深入的是，需要建立起一种孙立平先生所谓的“合作主义”而非“庇护主义”的制度化权利认知。这种权利认知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同时又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做出制度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