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社会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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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曹锦清,http://ccrs.org.cn/big/gysnwtdjgx.htm

     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

     所以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条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第三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2000亿不希奇。再一个是我们的“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